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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 从《杀戮与文化》看极权与民主体制的战争 |
| Video Uploader | Video From TheRainmaker2023 |
| Upload Date | This Video Uploaded At 10-03-2023 02:00:10 |
| Video Discription | 有人认为专制国家的全国体制，可以在短时内并发出比民主社会更大的经济力量，而且可以采用病毒、欺骗、收买、胁迫等力量对西方进行打击，而他们认为西方强调的是个体主义，都是自私的，西方军队没有战斗力，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由一群自身没有任何权利和财产的奴隶和韭菜组成的军队是打不过社会公民组成的西方军队的。使用中国传统军事诈术的独裁和专制主义政权，根本打不过用直勾拳的、由国家公民组成的西方军队，这个逻辑已经在《杀戮与文化》这本书中被深入地论述。 《杀戮与文化》 有一本书叫《杀戮与文化》是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军事历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弗雷斯诺校区古典文化学教授所写，深入检视了由古至今的9场里程碑式的战斗。从兵微将寡的希腊人击败薛西斯奴隶大军的萨拉米斯战役开始阅读，通过这本书，作者揭示了为何在贯穿整个历史长河的漫长年代中，西方军队始终是地球上最致命、最有杀戮效率的军事力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公民权利而战，为自己的后代而战，为自己的财产而战，这是一种能释放最强战斗力的元素。 古希腊在战争中经常以少胜多，与中国历史上不断使用奇谋和诈术的兵法不同，中国历史上很少面对面杀戮而能以少胜多的战例。在两次波斯和希腊的战争中各有一场为人熟知的转折点之战，即马拉松战役和号称「斯巴达300勇士」的温泉关战役。马拉松一役，希腊战死192人，波斯4,500人；温泉关一役，斯巴达人战死300，波斯损失超过20,000。温泉关战役之后，雅典在萨拉米斯海战也大败波斯，而波斯的兵力是雅典5倍之多。波斯每次入侵希腊都是号称数十万大军，除了可以调用本国人力，还有被占领的外族兵力，但是和希腊军队的战斗力相比，几乎不堪一击。 古希腊的战术，完全不符合中国兵法原则，核心是作者提出的关键词Carnage。Carnage专指冲击作战的厮杀，由于没有退路，缺乏当逃兵和俘虏的可能，是导致希腊军人战斗力爆发的要素之一。中国战争史上的伤亡，很多是溃散过程或者俘虏之后的屠杀造成，譬如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国处死赵国降军达20万之众。溃散导致的伤亡也很惨重，耳熟能详的例子有淝水之战，50万前秦军队在逃散之中被杀，或死于互相践踏，或是死于装备和补给缺乏，许多人在野外冻死饿死。溃散之所以造成大规模伤亡，是因为原有的组织分崩瓦解，一旦缺乏有组织效率的武装和保护，散兵游勇的战斗力立即变得极为低下。但Carnage则有如困兽斗，直至消耗到最后一人，即后来决斗、拳击比赛常用的“Last man standing”。 Carnage依赖个人战斗力，而个人依赖集体荣誉感。古希腊的士兵是公民，享有公民权：包括财产私有权及政治权利，譬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10,700位希腊重装步兵受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雇用出征，这支军队中不乏出身上层的学者、军官，医生等。而波斯帝国的士兵中，许多是被征服的外族和奴隶。希腊人和他们的敌人大为不同，他们拥有个人自由的感受，纪律更为严明，武器更为致命，战士之间关系平等，主动求战的意识强烈，思维灵活能更快适应新的战术。他们偏爱Carnage，源于他们共识的政治体制，中产阶层内部的平等地位，以及民众主动监督政治事务的精神。 古希腊创造了民主制度，各城邦的国王不是终生身份，譬如「斯巴达300勇士」中斯巴达国王尼奥尼达斯，都有任期限制以及政治义务：如果现任国王外出参战，日常行政即由另一人代替。而雅典连国王也没有，全部靠公民大会选举产生。按照Hanson的逻辑，应是先有公民，才有民主。 公民首先要有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政治权利和义务一致。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富有的精英和大众都是对立的，在最恶劣的情况下，精英对大众极端剥削，造成严重不公，结果就是平民以暴力革命推翻精英。而古希腊开创的公民意识，是防止这种政治溃烂的最好方法。 古希腊公民的产生，源于梭伦改革，其一是废除了负债人卖身为奴隶的制度，负债人可以选择工作及收入来抵债；其二是将所有人按照财产分为四等，财产多少与政治义务挂勾：以参战为例，第一等可以买马当骑兵，第四等便在军中负责搬运等粗重工作，而不必上前线。 古希腊公民私有财产得到保障，因而不必带个人财物上前线，相反，波斯军人必须随身携带，因为财产缺乏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和义务也不对等：只有为国王出征的义务，而得不到对等的政治权利，于国家事务没有一丝发言权。但他们的专制君主，只享有权利而不必尽义务。因此与专制国家作战，「斩首」策略非常有效，由于每一个士兵没有公民权，专制君主一死即人心溃散，争相逃跑，只可能是一盘散沙，此一逻辑至今有效。 Carnage还包含了在原地直接迎战，利用更胜一筹的技术与纪律去战胜敌人，直到彻底摧毁敌人的反抗来解决争端。他们可以接受「公平伤亡」，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血流成河的凡尔登战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肉身抵挡枪火的诺曼底登陆，但不能接受伏击、绑架、私下处决等恐怖袭击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何西方国家视恐怖袭击为「懦夫式的屠杀」，而日本、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反抗意志彻底瓦解，而没有兴起游击势力。 古希腊这种以“Carnage”为决定性战斗的理念从何而来，为甚么弃用阴谋诡计，宁可决一死战？该书分析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较为经济的战争方式。这种战斗始于公民身份的小地主之间的战斗，这些人可以投票决定是否交战，然后亲自上阵较量，用最迅速的方式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以求简单明了地解决冲突。相比之下，如果组织农民自发保卫土地，或者征税去募兵——多数是无地的贫民，让他们去冒险，但是最终选择何种军事手段去取胜却取决于公民的投票，这一来就会耗时耗费，不能一锤定音。 和希腊的小地主式公民相比，中西亚的波斯人、米底人、亚美尼亚人等虽然尚武，却不会加入任何形式的公民大会，也不会投票决定集合军队，决定战略，和最高执行官一起亲身上阵。他们要么是部落成员，要么是帝国的奴仆，他们凭借的是远胜对手的财物和人力资源。正如修昔底德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称：「支持战争的经费应当源于累积的资本，而非强征的税收。」 除了人身自由，利伯维尔场的资本主义体制，更为西方军队带来独一无二的优势。以 1571年10月爆发的勒班陀海战（Battle of Lepanto）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专制公有制政权与资本主义政权作战的结果，战斗双方可称势均力敌，土耳其鄂图曼帝国派出230艘主力舰和其他80艘各类船只组成的舰队，兵力接近10万；以西班牙、威尼斯为主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也有7万左右兵力，虽然主力舰稀少，但火炮数量占绝对优势，是鄂图曼的一倍有余。 虽然鄂图曼士兵使用的反曲复合弓也是大杀伤力的武器，但是制造和训练过程都很耗时，熟练的射手本身就是有地位的人。但是欧洲人却不理会射手的地位问题，而是尽可能制造数量众多的致命武器，发放到更多人手上。结果这场海战胜负悬殊，同盟一方战死7,500人，鄂图曼帝国战死30,000人，还释放了10,000基督徒战俘。 神圣同盟的火炮，在铸造、保养方面远胜鄂图曼，战后威尼斯人发现，土耳其的火炮不够安全，仅有的用处是作为战利品或者当废料回收，在利伯维尔场中，这样低劣的武器只能当作原料，而欧洲当时的武器市场充满竞争，意大利、英格兰、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工作坊充满最新设计，可以择优而用。更主要的是，西班牙、威尼斯、教皇领地的经济规模比鄂图曼帝国大得多，早在开战之前就已经累积了可以维持200艘战舰作战一年的全部资金。其中，威尼斯每年收入700万达克特（Ducat），50万用作军事工厂的投资，还成立公会，譬如「十人会」（Council of Ten），以确保船只的生产质量及补给，据称最快在1小时内就能完成1艘桨帆船的组装和下水。 这种兵工厂的建立，源于资本主义体系和宪政的自然发展，政府保证个人财产是合法所得，不会被充公，这类工厂受到法律保护，并不属于任何个人，因此可以任人唯才，完全依靠投资、回报一类的商业原则，加上股票、保险等金融工具来获取利润。 但是鄂图曼帝国缺乏银行系统，他们在伊斯坦堡也不能进行安全投资，而是时常暗地到欧洲投资，输入昂贵的欧洲奢侈品，而没有投资本国教育、公共建设和军事远征的意识，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曾谓：「在那些不幸的国家，人民随时有受上级官员暴力侵害的危险，于是，人民往往把他们的大部分财产藏匿起来，一旦灾难来临，就能转移到安全地方。据说，在土耳其和印度这是常有的事，我相信，在亚洲大部分国家都如此。」-像不像今天的大陆？ [hIliZTIyv5U] |
| Category | News & Poli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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